《易經》是中華文化的根，大約在新石器時代就誕生了，是中國進入文明社會的重要標誌。它不但是最早的文明典籍，同時也對中國的道教、儒家、中醫、文字、數術、哲學、民俗文化等產生了重要影響。
《易經》是一種人工編碼系統。它由陰陽通碼卦符組成了八卦、六十四卦、三百八十四爻三個不同水平的系統層次，同時配以卦辭和爻辭進行文字説明，有着嚴密、完美的內碼數理結構，是目前所知的上古文明中層次最強、結構最嚴密的符號系統，也是最早運用系統論的典型。《易經》系統的開放性和兼容性為後世系統論應用樹立了典範。
《易經》編碼遵循嚴密的相似論、相應論、相關論、相對論規律，運用簡單卦符系統對宇宙萬物發展演化規律進行摹擬，找到了事物間的抽相關聯，比之研究具象關聯的現代科學可謂是一個全新的領域，其中的奧妙至今仍值得深入研究。
《易經》編碼的陰陽學説及其極變規律、先後天八卦思想對道家影響深遠，是道家學説的思想根基，被道家崇為“三玄之一”。
《易經》也是儒家中庸之道、仁義禮智信、三綱五常等思想的重要來源，被儒家尊為“羣經之首”。
《易經》陰陽學説是中醫陰陽學説的基礎。《易經》的實時定位思想、與時偕行等思想對中醫有着至為重要的影響，一人一方、因病成方的治療原則皆源於此。同時對子午流注、八綱辯證、風寒暑濕燥火六邪等學説的形成都有重要影響。中醫經典著作《黃帝內經》受《易經》的影響很大。東漢時期的《神農本草經》運用八卦取象的觀念，明確了中醫用藥原則。張仲景《傷寒論》把陰陽學説和太極含三為一發展為六經學説，創立了六經辯證的原則，奠定了臨牀醫學的基礎。
《易經》對軍事理論有直接影響。宋代王應麟在《通鑑答問》中稱：“蓋易之為書，兵法盡備。”《易經》64卦，適合戰爭機動戰略的選擇，歷史上著名的軍事家孫臏、吳起、諸葛亮等，都根據《易經》原理排兵佈陣。歷史上戚繼光抗倭，在創立陣法時也是參考《易經》原理。
《易經》對武術發展也有很大啟發。《易經》中有“君子以除戎器，戒不虞”的辭，説“君子應整治兵器，以防不測”，對習武健身、防身觀念的形成有直接影響。八卦掌、太極拳等，都來自《易經》理論。
《易經》對建築學的影響主要和“風水”學説緊密相關，古代的城建佈局、建築設置等都要以《易經》理論為指導，四合院就是陰陽平衡、和諧觀念建築的典型。傳統建築中的“九樑十八柱”等都是從《易經》中獲得靈感，故宮角樓就是這種風格的典型。
圍棋也是根據《易經》原理演變的遊戲，被認為是世界上最複雜的遊戲之一，當國際象棋大師被電腦擊敗的今天，計算機在圍棋領域甚至無法達到初學者的水平。此外，《易經》在園林、養生、環保、農業等方面都產生過巨大影響，有的至今仍是重要的參考文獻。《易經》編碼獨特的實時定位系統論思想，從根本上打破了現代科學可以“重複”的神話，強調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一面，具有重要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意義。隨着科學的發展，其深遠意義將日益被證明。
《易經》強調與時偕行的變易思想，是和諧文化、與時俱進等國學傳統思想的主要來源。
《易經》編碼的序結構思想，是已知最早研究事物序結構的典範，比現在的基因排序早了五千多年。同樣的卦符，由於序結構不同而有《連山》、《歸藏》、《周易》、《邵氏易》之別。
《易經》實時定位的思想，是形成“天人合一”思想的根源，至今對環保，保健仍有重要的借鑑意義。
《易經》編碼的模糊觀念，是後世的模糊數學的先軀。《易經》編碼所依據的四論對中國文字造字、用字的“六書”有着直接影響，象形、會意、指事、形聲、轉註、假借都可以在《易經》的相似論、相應論、相關論、相對論中找到依據。
《易經》回答了諸多哲學、天文、預測等方面問題，是真正的一分為二觀點，比馬克思學説早了幾千年。它注重推理和條件約束，沒有任何宗教色彩，通過象、數、理的推演，展示了獨特的`宇宙觀，回答了物質、能量、信息、質量轉換、辯證法則(主次要矛盾、普遍和特殊)、整體運動變化、人的意志等純哲學命題，具有世界觀和方法論方面的重要意義，獨樹一幟。其辯證觀念是唯物辯證法的先軀。《易經》預測所利用的偶合律，最早找到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完美結合點，是探討偶然和必然哲學範疇的先聲;其二元世界統一論思想，揭示了我們目前所處的宇宙空間的真象，暗示了二元世界解決一切問題的不二法門。
《易經》中常用的很多詞語至今仍在我們口頭應用，“突如其來”、“夫妻反目”、“謙謙君子”、“虎視眈眈”……等。“咥”仍是陝西方言中“吃”的代名詞， “與時俱進”典化於《易經》的爻辭，“和諧社會”典化於《易經》的“和諧律”，清華大學的校訓“自強不息，厚德載物”、海爾企業文化“日清/日新”、CL 的合金文化等都來自《易大傳》。21世紀中國的崛起，正在彰顯中華民族精神的深層結構。
《易經》對中國文化影響的領域非常廣泛，可以説是無處不在。對儒家、道家、中醫、政治、軍事、文化、民俗影響深廣，是世界上傳承非常完整、綿延不絕、生生息息的文化活化石。
